作为首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农业国际投融资论坛11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这次论坛由农业部主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和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协办。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在论坛致辞，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等参与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制定的高级官员和一些国内外投融资机构的高管人士，就农村金融改革的方方面面作了深入的探讨。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近两年全球经济一直没有摆脱低速状态，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狭窄，国内外资本市场的供给相对充裕，但囿于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高、社会信用结构失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企业缺乏专门人才和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农业和农业企业的融资机会、融资空间、融资能力和融资手段仍然是极其有限的。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农业和农业企业的竞争力，有效而持续扩大农民增收，就必须实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和融资创新，必须正视农村金融的现状和问题所在，把农村金融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农村资金的短缺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与金融制度的倾斜性有关 对于农村资金的短缺，陈锡文认为“供求矛盾非常突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首先是农村资金分流严重，邮政储蓄和商业银行在农村吸收的资金绝大部分回流到城市。其次，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和县以下的机构，金融支农的任务几乎由农村信用社独家承担，而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资金周转困难，支农资金严重不足。再次，农民和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十分突出。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深有同感，他提供了两个数字：农业贷款仅占全国贷款余额的5％左右，乡镇企业占6％左右； 陈锡文进而列举了贷款资金流向的四个不合理，一是大量资金流向了一些没有资本金的企业，也就是流向了一些没本钱却能办企业的“老板”手里；二是流向了电力、电信、民航、交通、石化、烟草等国有垄断型企业；三是20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不少公司仍在不断圈钱；四是银行贷款仍在不断向大中城市、大中型国有企业集中。这种不合理使得县和县以下经济单位很难得到金融支持，发展非农经济的困难很大，“钱下不去”导致了“人出不来”。因此，农村资金的短缺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与金融的倾斜性有关。他说，有人说，农业只创造了不足15％的GDP，不值得大量金融支持。其实，去年农业用5．4％的贷款余额创造了14．5％的GDP，乡镇企业用5．2％的贷款余额创造了31％的GDP，农业和乡镇企业用10％左右的贷款余额创造了近50％的GDP，而其它50％的GDP却是由90％的贷款余额创造的，究竟谁更有效益更有活力不是不言启明吗?这充分表明了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合理。因此，把在城市过多的资金，从贷向不良贷款方面引向农村，是当前必须着手解决的大问题。 在当前资本充裕的情况下，银行资金为什么不愿意下乡 农户和农村小企业通常贷款数额小、周期短，因而他们对贷款利率不是十分敏感，农民关心的是贷到款。陈锡文说他很奇怪，为什么金融部门宁肯用低利率贷出不良贷款，也不愿意高利率贷款给农民。对此，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说出了银行的顾虑：农村项目自然风险和经营风险都很大，在银行界对金融风险抓得非常紧的今天，无形中提高了农业贷款的门槛；银行对贷款抵押十分重视，而《担保法》规定，农民承包的土地是国有的，不能抵押；农户的房屋是农民的生活资料，而且又没有房产证，同样不能抵押。而且，万一农民投资失败，失去了用来担保的土地和房屋，农民的生活怎么办?对银行界的顾虑，陈锡文不以为然：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农民最大而又最实在的财产，既然土地使用权可以合法有偿自愿流转，为什么不能抵押?不过他也认为，这不是仅仅修改一下《担保法》那样简单，需要探索建立一种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局长唐仁健提出，针对正规金融机构强调资金安全性与农户和中小企业需求不合拍，应一方面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一方面建立农户和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机制，如通过协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充当担保，从而与正规金融机构对接。刘克崮也认为，迫切需要探索农村融资的新途径，国家开发银行正在这方面努力探索，着手努力解决农村资金的供应不足，已经把支持“三农”列为开发银行14个专题中的重要课题。 而2002年12月挂牌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政府办的、不以赢利为目的政策性保险公司，其总经理周纪安认为，造成银行资金不愿下乡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大，实际上是农业保险的萎缩和缺失。10年前，农业保险的收入是8亿元，现在只有4亿元，而且除了上海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地的农业保险都萎缩了。周纪安介绍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在通行“抵押担保贷款”外，引入“以出口合同和应收账款为基础的信用贷款”机制。而李剑阁认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各个国家支持农业的普遍做法。运用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政府决定农业保险供给的方向和数量，制定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种被批准的组织机构在这个框架中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同时政府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根据可能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其他支持。 政府农业投资体制存在的问题 对当前农村投融资体制存在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司长杜鹰认为存在四大弊端。一是总量不足，资金缺口大，且呈喇叭型，年份波动大，最大年份差达24％。二是投入结构不甚合理，有四多四少：社会投资中，流动资产投资多，固定资产投资少；政府农投中，中央投入多，地方投入少；政府农投用于城乡共同受益的大江大河治理多，用于农村具体工程少；用在直接生产多，用于产前产后少。三是政府农投方式单一、扭曲，各种补贴分散，“跑渗滴漏”和中间环节多。四是部门分割，缺乏整合，造成重复投资、分散投资。 因此，杜鹰提出了四个解决办法。一是增加总量。当一个国家GDP人均1000美金、农业GDP低于15％时，这个国家就应以工补农，向“三农”倾斜，并要建立稳定增加机制。二是改革体制。凡是不需要政府投资的项目一律不需审批，建立备案制和核准制，放宽社会投资领域，优化决策机制，减少环节，改进政府投入方式。三是改善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向产前产后倾斜，向农村生活项目倾斜，向农村社会事业倾斜，向中西部倾斜。四是改善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建立协调机制，用市场化手段管理、整合政府农业投资。 农村金融改革在“多予、少取”之外更要“放活”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民间借贷，承认其作用”。这话是从新近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口里说出来的。他说，要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鼓励多种资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创造有效竞争环境，与此同时，要规范引导民间借贷，承认其弥补农村贷款不足的作用，应该看到，农村大部分私营中小企业基本上是寻求非正式债权、股权市场融资。要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的基础设施，改革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相关法律和信用制度，推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改革，实事求是地承认现有利率水平不能覆盖农村的投资风险。 我国现有2．4亿农户，只有15％的农户获得过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其余85％都是通过民间借贷融资。这就是农村的融资现状。唐仁健认为，要适应农户多样化、复杂化的信贷需求，必须在继续改革和完善正规金融机构的同时，使农村一部分非正规金融机构“浮出水面”。据不同估计，我国农村“高利贷”有8000亿至1．4万亿(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这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必须正视和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既重大又敏感的问题。不过他接着又说，由于农村分散性、封闭性的特点，在试点基础上看准了再推行，不致出什么大乱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也主张调整对民间借贷的政策。农民对资金的需求2／3都是由民间借贷满足的，因此对民间借贷要允许存在，但要严格管理，建立一套监管办法，在今后条件许可时再逐步把其改造成正规的中小企业银行。 韩俊还就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了几点意见。他认为，应减少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不恰当的直接干预，改变传统的利率管制模式，建立有效的监管框架。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和社区金融同时并存才有可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多样化金融需求，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银行业及发展中小型商业银行，提供其他激励政策鼓励商业银行为农村发展服务。必须扭转农业银行近来出现的“离农”倾向，把农业银行办成全面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综合性银行，国家还应通过税收等政策引导其他商业银行把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农村。要解除农信社的历史包袱，增强其支农能力，大力推广小额信贷，探索将一部分信用社改造成专门的小额信贷银行。 而包括美国纽约银行香港分公司、美国纽约证券公司、荷银?洛希尔投资公司、德勤会计事务所在内的海外一大批久负盛名、实力雄厚的投融资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士，则在此次论坛上全面、系统、深入、实用地向中国农业企业、地方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士介绍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情况、特点，进行资本运作的策略和途径，海外融资的有关法律，以及上市程序、上市成本、重组技巧、风险控制、主承销商、上市保荐人和国际化的发行定价方法、策略化的宣传、战略投资者的召集等具体内容。德勤会计事务所的王熙风说，海外上市可以为中国农业企业拓展融资、提高知名度、减少对贷款的依赖。而这对苦于融资难的农业企业具有很大吸引力。 　　　　　　　　　　　　　　　　　　　　　　　　　　　　　　　　　　　本报记者 何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