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至2日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的“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的叶兴庆在演讲时提出，多数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会经历城乡差距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变化过程，在纯粹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乡差距会自动缩小，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没有耐心等待拐点的自动到来。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发展历程表明，政府的适度干预对加快缩小城乡差距是必要的。统筹城乡发展，“多予、少取、放活”是一个大思路。但大思路需要量化、细化、实化、具体化。 　　体制原因：要得多，给得少，管得死 　　据叶兴庆介绍，2002年以来，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围绕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这一题目，进行了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表现、体制不合理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首要因素、农村投入不足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索取过多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等课题的研究，并形成了一份《关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建议》的总报告。 　　叶兴庆在演讲中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说明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不仅表现在收入和消费方面，而且更表现在社会发展方面。教育发展水平上，城乡教师配备、生均经费、升学率等差距非常明显。卫生发展水平上，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列倒数第4位，而公平性太差，差就差在农村。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还没有延伸到农村。 　　城乡发展存在差距是市场配置资源条件下的必然结果，有着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我国城乡差距如此之大，除了普遍规律的作用外，还有其特殊的体制原因。叶兴庆认为，二元体制的内核，概括起来就是九个字：要得多，给得少，管得死。 　　消除对策：多予，少取，放活 　　消除“要得多，给得少，管得死”，对策也简单明了：多予、少取、放活。叶兴庆特别强调，大思路需要量化、细化、实化、具体化。 　　在多予方面，叶兴庆建议，一是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要有明确的数量目标，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把国家财政用于支持农业的比重提高到10％。二是把农业科研投入提高到相当于农业GDP的1％。三是把中央已经明确的新增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规定落到实处，明确“主要”的确切含义，建议定为70％以上，并建立落实机制，如向同级人大报告，向社会公开，向媒体公开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的相关数据。 　　在少取方面，一是加快降低农业税税率步伐，建议2005年和2006年分两年实现最终取消的目标，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取消农业税。同时，不应考虑以土地资源税取代农业税，而应考虑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二是明确县域金融机构对社区的再投资义务，减少农村资金外流。三是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明确界定政府的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提高公益性用地的补偿标准。对经营性用地，应由市场形成价格，并提高农民的议价地位。 　　在放活方面，一是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当前尤其要防止因部分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而重返干预农民生产经营决策的老路，不能层层下达种植面积指标。二是尊重农民的创造，尽快明确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法律地位，并给予大力扶持。三是打破所有制界限和路径依赖，国家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的资金，可以不分所有制性质，用于支持一切有活力的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和农村能人等。四是对进城务工就业的民工给予国民待遇，取消暂住证、务工证，充分发挥居民身份证的法律效力。降低城市化的门槛，降低“沉淀”下来的成本，把“夹生饭”煮熟。(记者　韩建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