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资源是公共资源，政府在科技规划中既要激发市场机制的活力，又要发挥统筹规划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国际化竞争日益加强的环境中，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如何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体现国家利益，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件大事。就有关问题，记者近日分别走访了中国科学院、科技部的几位科技战略专家。 　　战略环境与目标发生重大变化 　　相比以往，我国的科技基础及发展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专家们认为，弄清这些背景，是科技规划能否取得实效的重要环节。 　　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胡维佳介绍，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制定“十二年规划”时，中国还没有形成自身的科技体系，规划中的项目大都是以发达国家和前苏联的发展状况为参照的，规划体现的是一种追赶战略。现在，需要在已有基础上对未来进行判断和预测，通过规划的实施来构建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科技部的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以两次“８６３”计划为例，说明了背景的变化对规划产生的影响。她认为，两次“８６３”计划代表了两个时期，目标也各不相同。开始讲究跟踪，现在需要在一定基础上追求跨越。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益东也认为，目前我国的科技基础及发展环境都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可供使用的宏观分析框架逐渐成熟。他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这一宏观框架内来制定规划，从而避免就事论事。 　　政府在科技规划中的角色 　　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科技规划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敏感问题。 　　刘益东认为，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到来，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已经逐渐成熟并得到认可。应该在这个框架下讨论政府的作用，比如政府是否需要介入科技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全过程。他说，当我们把科学的根本目的设定为造福人类时，就会发现，这与尊重科学的自主性并不矛盾。 　　胡维佳认为，与市场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不同，政府主持制定科技规划应当引导全社会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的一种追求。 　　专家们认为，不能用“加强”或“减弱”这样的概念简单界定政府作用在科技规划中的消长。刘益东就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缺陷日益突出，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在逐渐加大，战略规划需要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胡维佳则表示，去年的抗“非典”斗争已经清楚提醒我们，国家在整合科技资源方面的能力需要更有效地加强。 　　在科技规划中体现国家利益 　　在市场体制下，有些地方难免盲目引进或重复引进落后技术，致使国家有限资源不能很好地集中起来，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浪费和发展中的后遗症。这是我国新一轮科技规划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刘益东认为，尽管是市场体制，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削弱政府作用，重复引进等浪费情况的存在是政府作用缺位的一个体现。因此，对我国而言，健全市场机制与加强政府作用两者都不能少。 　　一方面要调动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让它们有效协作，这在现实社会中并非易事。专家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助于更为客观有效的评价机制。 　　刘益东建议建立一种“集思广益”制度，从制度上保障汇集全社会有识之士的智慧。这种制度的确立，将极大激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产生更多更好的解决方案。 　　“目前各部门之间缺乏协作，不同科学计划之间缺少联系。”科技部的一位官员谈到，“各部委的计划都是自己制定的。但一个课题组可能同时接几个计划的项目，例如可以兼有‘９７３’计划、‘８６３’计划，甚至‘星火计划’等，但就‘８６３’计划而言，它不允许同一个课题组负责人获得两项以上的课题，这点似乎应该有所改革。” 　　国家科技发展能实现“跨越”吗？ 　　“跨越”是我国科技界对自身发展方式的一种追求，其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专家们的看法也有不同。 　　刘益东说，“跨越式”发展是很重要的发展战略，对尽快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有重要意义。但就像其它战略一样，“跨越式”发展也有自己的适用范围，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跨越是相对于步进而言的，两者的实质都是追随和追赶，如果是另辟蹊径，就不存在跨越的问题。是追赶还是另辟蹊径，应根据不同学科、领域和发展阶段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区别科学和技术就很必要，科学发展无所谓跨越，都是要站在学术前沿，向前推进；而如果我们选择新兴的、非传统的学科进行发展，就有个跨越式发展的问题。 　　刘益东说，战略研究本身就包括解决发展的优先序问题，历史上许多事例的成功都是与恰当地选择研究起点或切入点分不开的。例如王选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就是跨越二、三代机，直接研制西方还没有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实践中，人们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现在你开始学用电脑，肯定是跳过ＤＯＳ直接学习ＷＩＮＤＯＷＳ，如果是学习数学，则要从基础学起，不可能上来就学微积分。目前发展通信，后发国家也必然是直接上光纤而不会再经过铜缆阶段，这些与有没有跨越战略无关。跨越战略强调不要亦步亦趋，是正确的，但要注意适用范围，跨越说多了可能会引起负面作用。毕竟对我国来说，发展科技能力、健全科研组织、提高科研人员的素质和职业道德等也是当务之急，而这些都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跨越。“从总体上讲，我认为跨越式发展战略不宜作为宏观科技战略”。 　　科技部的这位官员则认为，跟踪和跨越没有本质的区别，重要的是要有实际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