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家的科研经费出于多个渠道，各个研究单位和各个研究人员也在课题经费的争取上各显其能。但是有多少论文仅仅是在论文作者的业绩上增加了一个数字？有多少成果最终也就是贴在墙上的成果？如果有人能把这些数字统计出来，那一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发放课题经费的人，他的任务是把这些经费给出去，他给出去了，然后再有出了多少成果的数字统计，他就圆满地尽了他的责任；拿到经费的人，他拿出了论文或成果，他就圆满地尽了他的责任。至于这之中有多少无意义的或重复的研究，这之中有多少浪费，没有人必须负责任。 　　去年，我国的研究与实验开发经费突破1000亿元，研究与实验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1％，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但是?? 　　张贴在墙上的成果 　　也许还有许多北京人能记得2001年12月7日那一天北京的一场小雪。雪虽不大，但因为雪后路面很快结冰，从下午5点开始，市内的交通因严重堵塞而接近瘫痪，北京市成了一个硕大的停车场。仅仅只有2毫米的降雪量，为何雪花会“落地成冰”？奥妙在于大气中低层干冷空气的作用。由于低层有干冷空气，形成冷电作用，落地的雪花很快就结成了冰。 　　低层冷空气用常规仪器是测不出来的，所以气象部门未能对此作出预报，而城管部门也就不可能有所准备。那么，是我国的气象科学研究还没有达到能测出这类大气现象从而能及时作出预报的水平吗？那倒不是！早在1991年，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一项成果“UHF多普勒测风雷达系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多奖，这也是国家投入250万元课题经费的“七五”攻关项目。风廓线仪能测出上空5千米至7千米的风的垂直分布，可以进行24小时的连续观测。如果此设备能应用于北京地区气象预报业务系统中，则北京地区上空从低至高的冷暖空气运动情况就都在它的监视之下，那么，2001年12月7日的那次低层冷空气的运动当也能及时预报。 　　遗憾的是，这项1991年完成的科研成果，一直也没能进入到气象业务系统之中。荒置至今的设备如今已经没有使用价值。因为如果把它拿去修理改造，所花的费用还不如重新再造一部。 　　“灾害性天气监测和短时预报系统”是中国气科院1992年获得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只要看一看这项成果的名称，就可以想见它的应用价值。但这项成果同样未能应用到气象业务系统之中。这个系统中的一部雷达，可以监测直径600公里的范围的灾害性天气的运动和演变，在当时这是一部很好的雷达，但因它几年来一直躺在农业气象野外实验基地，现在已经锈蚀掉了。 　　从1985年至1998年，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共获得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二十四个国家科技进步奖。其中东亚季风研究获得了1995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全国农业气候资源和农业气候区划研究获得1988年的科技进步一等奖，UHF多普勒测风雷达系统获1991年科技进步一等奖，灾害性天气监测和短时预报系统获1992年科技进步一等奖。 　　奖项不可谓不多，但大多并没有在我国的气象业务中得到应用。科研成果并不像古董那样具有收藏价值，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如果你不能及时将其转化成生产力并在应用中将其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辛辛苦苦做出的成果就可能像过期食品一样失去使用价值。 　　当我在气科院的走廊里看到那张详尽排列中国气科院获奖情况的表格时，我确确实实感觉到了震动。看到这张表格，我好像看到了国家投入的大量科研经费，我好像看到了在这栋楼里的气象科学研究者们日复一日用他们的心血和时间，用他们的才智和半生积累的学识辛辛苦苦地做着他们的研究。这些东西本应该变成生产力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福的，但它们大多却变成了一个个名称静静 　　地躺在这儿。看到这张表，我好像也看到了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和态度：我做我的研究，这是我的本分和事业。用我的心血换来研究成果，这就是我的成功和骄傲。至于其它的事，那实不是我能管得了的。 　　业务系统和科研系统，在一个大院内的两个部门咫尺天涯 　　“为什么这些能提高我国气象业务系统水平的科研成果不能得到应用？问题的根本究竟在哪里？”我询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前院长倪允琪研究员。 　　“一个是业务系统，一个是研究系统，两个系统钱的来源是不一样的。”倪允琪回答，“气科院做课题的钱是科技部给的，而气象局业务系统的钱是由国家计委调拨，是财政部给的钱。我们的科研成果要用到业务系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一个是业务系统，一个是研究系统。其实两个系统都在气象局大院之内，没想到却是咫尺天涯。贴在墙上的这些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科研与业务系统中间的桥梁，需要业务系统的承接，需要一笔成果转化的经费支持。这里就有一个责任问题，科研的这一块有人负责，给钱的把钱给出去，做成果的把成果做出来，我就完成了我的任务；业务这一块有人负责，给钱的把钱给出来，做业务的做了手上的业务，我就完成了我的任务。 　　那么中间这一块呢？这一块就缺了一个环节，没有人负责，于是科研成果就进不到业务系统中来。至于国家投入的科研经费最终得到的只是贴在墙上的成果，这就没有人心疼了，因为没有人必须为此负责。 　　从这张静静地贴在楼道墙壁的表格上我感觉到了一种熟视无睹，一种平静和麻木。这种平静和麻木体现的却是体制上的痼疾。 　　应该说，近几年随着应用开发类研究机构向企业转化，以及民营科技企业的大量涌现，随着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质性进展，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基本解决。我国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的比重已经从以前的20％至30％提高到目前的65％。 　　但是对于不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公益类科研院所，体制上的痼疾仍然显示了它顽强的惯性。“这个问题迄今仍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海洋、环保、地震等这些公益类科研院所，我想都存在这个问题。”倪允琪说。 　　课题经费不应该像撒胡椒面一样的撒出去 　　倪允琪研究员现在是国家“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他主持的“973”项目是：重大天气灾害形成机理和预测理论研究，1999年4月启动。这是一项应用基础理论研究。“作为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我越来越感到按照长期以往惯例组织国家重大项目存在不少组织工作中的问题。以我们这个项目为例：研究人员来自于多个不同单位，其中包括中国气象局系统，中国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等十多个单位，虽然每个参加项目研究人员都与专题订有合同，明确自己在专题中的任务，而专题和课题，课题和项目也都严格签有合同。从文字看任务明确，目标清楚，但实际在组织实施时每个参加人员都形如单干户，或小作坊，领了任务后都分头回单位进行研究，而课题每年仅开1?2次研讨会。” 　　倪允琪主持的这个课题共有3200万可支配的课题经费，79个研究人员。“课题经费中800万安排作为野外实验经费，剩下2400万就是分给各个子项目的课题费。如果按平均数算，79个人每个人头上大约30万。”倪允琪说。 　　“30万科研经费是个不小的数目。”我说。 　　“做不了多少事。”他说：“这个项目研究时间是五年，一年也就是6万。6万元钱，自己添置一点办公设备，给本单位交交水电费管理费什么的，再出出差，零零星星地也就出去了。事实上每个研究人员最在意的是自己出文章，因为这成绩是算在他自己头上的。但课题很难把握所有研究人员在一个方向上展开研究，很难把研究人员各自的研究成果融合成课题的整体成果。” 　　倪允琪提出了他自己的设想：如果课题经费不是这样撒胡椒面一样的撒出去，如果能让研究人员集中起来做课题，那么我这个课题有30至40人也就够了。课题确保这些研究人员有较高的合适的收入，他们不必再操心交管理费什么的，他们只需要安心做研究。那么这个课题的3200万投入就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用它可以配备课题研究和成果的组合集成所必须的设备设施，可以确保项目从一篇篇零碎的文章而整合成可以应用的成果。此外，做这个项目而形成的有足够的设备设施做基础的实验基地，还可以作为这个课题今后的发展和深化的基地。 　　“怎么可能把那么多单位的科研人员集中起来做课题？”我问。“那就需要科研人员有更充分的流动性，”他说，“可以用借调或合作的方式，在一个课题下集中起你所需要的人才，你可以用足够高的条件来吸引他们。” 　　倪允琪已经在部分地实行他的设想：他集中了一部分课题经费和7、8个研究人员，购置了一些必须的设备，进行一些子课题的整合工作，以使一篇篇理论研究文章整合成一个个应用于业务系统的软件包，最终形成一套适用于暴雨监测的遥感应用软件和暴雨预报的模式系统。 　　“我现在还在想今后的事，”他说，“我这个课题的期限是5年，如果5年后课题还能继续，那么就可能使这个方向的研究跟上国际上这方面研究的发展并占有一席之地。但如果不再继续就此而止，那么这5年的研究最终可能就白做了，因为你很快就会落在别人后面，而已经落后的理论将没有什么价值。” 　　倪允琪研究员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多次听到。任何领域的科技发展都是持续不断的。所有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都认为他的项目有充分的重要性。但国家不可能支持所有已经开始的研究课题都持续不断地做下去。这个投入3200万的项目如果不能再继续，它最终也许将变成一个贴在墙上的成果；但如果选择继续，也许会有另一个投入了若干千万的课题将停止而最终成为贴在墙上的成果。那么，为什么不能在最先立项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使投入能够集中而延续呢？毕竟，这些应用基础研究的项目是有可预测性的。 　　有多少论文仅仅是在论文作者的业绩上增加了一个数字？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起全研究员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韩国的人均R＆D投入虽然很高，但因为国家人口少，R＆D经费的总量并不高，但他们用足劲把人员和经费集中在几个点上，在这几个点上就站在了高处。 　　我又想到了贴在气科院楼道墙壁上的那些成果。即便当初没有做那么多课题，即便当初只做了几个课题但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它的转化和持续研究，那也比现在一大堆的成果名称贴在墙上好得太多。 　　“课题经费像撒胡椒面，做不了多少事，最终许多都是被消费掉了，比如个人改善一下工作条件，添置一台好一些的电脑，再舒舒服服地多出几趟差，打打的什么的。”在采访中，我已经很多次地听到这样的说法。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不少著名学者教授提出了目前为了争课题而争课题，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的现象。“论文应该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现在成了目标。”全国政协委员孙仲良教授说。“许多所谓的大项目都是拼凑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新说。 　　目前国家的科研经费出于多个渠道，各个研究单位和各个研究人员也在课题经费的争取上各显其能。但是有多少论文仅仅是在论文作者的业绩上增加了一个数字？有多少成果最终也就是贴在墙上的成果？如果有人能把这些数字统计出来，那一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科技部副部长邓楠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根据国家创新体系总体框架分析，当前，社会公益类研究机构、科技中介机构和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是现阶段国家创新体系的薄弱环节。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薄弱，许多科技资源不能共享，再加上机构设置上的不合理：比如搞科研有大学系统、科学院系统、有地方科学院、有各专业科研院所等等，就必然造成一些课题的重复研究、低水平重复等现象。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这样的重复浪费会格外地令人触目惊心。 　　在了解课题经费的发放形式的采访中，我有一个感觉，那同看到贴在气科院楼道墙壁上的那些成果时的感觉是一样的：发放课题经费的人，他的任务是把这些经费给出去，他给出去了，然后再有出了多少成果的数字统计，他就圆满地尽了他的责任；拿到经费的人，他拿出了论文或成果，他就圆满地尽了他的责任。至于这之中有多少无意义的或重复的研究，这之中有多少浪费，没有人必须负责任。在这里缺乏一个视角和一种统筹，那就是站在国家高度上的专业视角和统筹。 　　虽然我国的人均R＆D还比较低，但我国是一个大国，我国的R＆D经费总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如果我们能科学充分地应用这个投入，应该能有更大的作为。 　　我们的科技投入上有许多必须堵住的浪费的黑洞。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徐玲玲）